yoyo
2009-06-29 11:14
一、南京外交事件
凯迪网友“亦凡无名”曾谈到李大钊同志的遇害，并详及前因后果。李的殉难是中共的重大损失，并且使得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局面在敌人的心脏遭受到重大挫折。关于李先生的受刑本末，这70年来已经有了详尽而感人的叙述，但我想，真正的触发点，还是要从北伐战争中的“南京事件”说起。
关于该事件，我国官方史书的介绍如下：“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就其事件真相，似乎也是如此，至少当时的国民政府坚持了这一口径，并将“排外抢劫”的罪责推脱在北京政府的直鲁联军身上。但是，这一指控当时就被在南京的领馆人员和幸存外侨否认，因为根据他们的指认，当时抢劫者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而他们的口音来自湖南、广东和江西，并不是北洋士兵，更重要的是，北伐军江右军已经在23日攻入南京，在此之前直鲁联军早已溃散，不可能在24日8点至17点之间，形成如此整齐强悍的抢劫规模。
事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将事件归咎于北伐军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事实上，根据日后解密的日本的外交文件，当时共产党人萧劲光（时任第6军第2师党代表）在保卫日本领馆、驱逐抢劫士兵方面做了严厉的工作，因此，蒋介石对于李富春和林伯渠的通缉未必有事实依据，只可认为是个政治操作而并非法律定论。
当时英美军舰对于北伐军士兵的洗劫（还有针对领馆成员及其家属的杀戮和强奸）的报复竟然很是温和。列强自1908年认识到孙中山是个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以后，对于以他信念所主导的民主革命总是不做干涉，因此武昌首义避免了因满清政府要求而被英法炮火扼杀的命运。国民政府虽然高倡联俄容共和打倒列强，但由于孙中山的缘故，列强仍然对于北伐军缺乏戒备，因此南京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们猝不及防，只做了有限的威慑，日本军舰甚至一炮未发，以致发生少壮派军人愤而自杀抗议的意外。
但列强的态度在李大钊被捕后，产生了完全的转折。是年3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最大的“成果”即是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同志和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在狱中的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但是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列强的震恐。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其中的一份《致驻华武官训令》尤其激发世界瞩目：这份文件指示，苏俄下属组织可以“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被北京的军事特别法庭执行死刑，和他同时殉难的，还包括4名国民党高级干部：候补中执委路友于、北京市党部主席邓文辉、妇女部长张揖兰、商民部长姚彦。这些国民党员的殉难，不仅表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政策执行的坚定程度，也揭示了当时南府唐生智和奉系杨宇霆的私通款曲绝非两方的正式谈判。这次事件也表明，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上海“四一二政变”，也并非南北军阀的联合反共，因为秘密文件在18日才对外公布，但是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组成的国民党中监会所决议的清党定案在3月28日已经做出部署，而此时，李大钊同志尚未被捕。
二、共产国际密电
蒋介石遵照国民党中监会常委会的训令，在上海联合白崇禧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大革命的形势一下子诡谲茫然起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地本已易帜青天白日、宣誓效忠武汉国民政府的新旧军阀们在“清党”、“救党”或“护党”的旗号下纷纷略有异动，开始对汪精卫阳奉阴违乃至公开叛乱。5月9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14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进逼武昌。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西征军和平叛军所敉平，但实际上对于汪精卫政权的国际感观和政治信用已经产生了重大打击。
随之而来的是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根据事变发动者许克祥的晚年回忆，他当时的长官，35军军长何键实际上默许了此次叛乱。于此相呼应的是，同样作为湖南地方实力派的唐生智并不主张对于事变武力讨伐，并在6月26日亲自去长沙处理。而最终结果是，唐生智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许克祥竟然“从轻记过一次”，并从33团团长被升任第2师副师长。在事变处理过程中，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唐生智不可靠，“要用自己力量来解决”，具体做法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但是，这个经陈独秀总书记同意的决定却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否定而没了下文。
其实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和前景，共产国际内部也是争议不断。5月18日，国际8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了中国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而斯大林的建议则要更为稳妥，他认为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从事后观测，对于汪政权的对于革命的逆反，斯大林并没有察觉，似乎还是信任他是一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斯大林必须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起部分领导责任。
会议在30日通过了一份颇为古怪的决议，似乎调和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执。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给鲍罗廷和罗易发出密电，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5月指示”。其基本内容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这份指示到了中国以后，国共两党领袖分别做出了不同反应。6月5日，国际代表罗易找到汪精卫，竟然向他完全传达了该密电并将副本交予汪。罗易的动机什么目前已经无从考察，但从组织逻辑来看，他的行动应该是斯大林对于汪尚有信心的表现。汪看罢密电没有表态，仅仅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就远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去了。
郑州会议本来是和冯玉祥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但草草了事的两天议程非但没有和冯达成共识，反而成了武汉政府对于中共的声讨大会。徐谦、孙科、何键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唐生智还提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原则，连汪精卫本人也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但此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人员俱在，汪并没有私下将国际5月指示交予他们审议。
对于汪政权而言，郑州会议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在此之后的6月20日，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并在第二天联合通电全国，宣告蒋冯合作局面正式形成。于是冯玉祥在开封要求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开始和平分共，而汪精卫意图联冯倒蒋的战略则完全失败，历史重心开始偏向蒋介石这边。
回过来说中共。6月6日，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根据保存在苏俄的会议记录，陈独秀完全否定了5月指示，认为这些策略都无法操作。但是，从陈独秀自己的回忆来看，事情有了另外的版本。由于此事颇为紧要，以下详细转引陈的描述：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义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针对国际5月指示，陈独秀是这样解释他的反对意见的：“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指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总书记的想法并不孤立，“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是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于是陈抱怨道：“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这份密电竟然使得国共两党领袖都大为反感，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将大为意外。但此时，在汪精卫尚未表态的前提下，罗易又做出了违背训令精神的“左派幼稚病”举动。在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支持下，他决定在汪精卫6月13日从郑州回武汉之后发动罢工请愿。15日的工人游，行竟然打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的口号，以致汪精卫当场流泪切齿，想必分共心结就是此时萌发的。
三、汪氏武汉分共
此后的事件发展愈发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各执一词，汪精卫、斯大林、陈独秀也有各自的说辞，因此现在想要梳理清晰已经基本不可能。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时掌握两湖地区军权的唐生智和何键已经开始决意公开反共。6月下旬，汪精卫受到唐生智逼迫，“被人强奸”，要求谭平山和苏兆征退出武汉政府，同时何键发表宣言，声称发现中共关于“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的决议。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内部政治投射到了中共高层，鲍罗廷坚持斯大林方针，而罗易则较为偏激，陈独秀的观点已经在前文叙述，三人争执不下，错过了千钧一发的变局中最后的抗争良机。最后，陈独秀根据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了报告，模棱两可地赞同了5月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并且赞同“用改组的方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中共于6月28日决定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以减轻外界的恶感和谣言。但第二天邓演达却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开始秘密串联张发奎，要他发动兵变“重建革命基础”。汪精卫听到此消息后大惊失色，但对外“不为所动”。此时陈独秀还做了一个致命判断。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竟然认为，事实上已经开始公开反共的唐生智能够解决同样反共的何键，而陈同意了他的判断，做出了“拥唐反蒋”的决定。
但是此时的共产国际的决策又开始变化，布哈林主导了局面。7月10日，布哈林在苏俄《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严厉批判中共中央的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训令中共高层改组，陈独秀被罢黜，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常委会，并决定在张发奎军队中发动兵变，进而在湘、鄂、赣、粤举行农民暴动——这就是后来八一南昌起义和九月秋收起义的直接政治动机。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政权“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于政策”，并宣布中共成员退出武汉政府。当天谭平山和苏兆征也以强硬姿态辞去了民政部长和农工部长职务。
宋庆龄也于此时发布了8日拟就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由于事态的急剧恶化，汪精卫于7月14日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重申了对于孙中山“联俄容共”主张的现实解读。15日，他又召集了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20次会议，终于出示了他上月5日收到的那份国际5月指示，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为何这份密电藏了40天才拿出来作为反共反苏的证据，这已经不得而知，但此次会议并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只是孙科等中常委都表明了自己的分共意愿，国民党也开始加快了清党进程。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提出了“统一本党决议案”，指出：
1、 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
2、 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已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
3、 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军委会发布训令，要求革命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秘密会议。
这次分共在汪精卫眼中是和平的。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据当时共青团的《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中，汪政权是“屠杀民众”的，但汪指责他们“毫无道理的造谣”也是很有底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层都是在27日前后安全公开地离开武汉的，基本上没有遭到危险，但从全局看，宋庆龄、陈独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完全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他们眼中毕竟失败了。
然而共产党人并不畏惧暴力、污蔑和屠杀，他们还在不屈不挠的展开斗争。8月1日，在李立三、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加仑将军的策划下，中共执行了7月12日的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在南昌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从此，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展开了更加壮阔猩红的画卷。
2008年11月9日
改定于吴县平侯斋
凯迪网友“亦凡无名”曾谈到李大钊同志的遇害，并详及前因后果。李的殉难是中共的重大损失，并且使得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局面在敌人的心脏遭受到重大挫折。关于李先生的受刑本末，这70年来已经有了详尽而感人的叙述，但我想，真正的触发点，还是要从北伐战争中的“南京事件”说起。
关于该事件，我国官方史书的介绍如下：“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排外抢劫。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违反国际公法，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侵略暴行”。就其事件真相，似乎也是如此，至少当时的国民政府坚持了这一口径，并将“排外抢劫”的罪责推脱在北京政府的直鲁联军身上。但是，这一指控当时就被在南京的领馆人员和幸存外侨否认，因为根据他们的指认，当时抢劫者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而他们的口音来自湖南、广东和江西，并不是北洋士兵，更重要的是，北伐军江右军已经在23日攻入南京，在此之前直鲁联军早已溃散，不可能在24日8点至17点之间，形成如此整齐强悍的抢劫规模。
事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将事件归咎于北伐军第2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6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事实上，根据日后解密的日本的外交文件，当时共产党人萧劲光（时任第6军第2师党代表）在保卫日本领馆、驱逐抢劫士兵方面做了严厉的工作，因此，蒋介石对于李富春和林伯渠的通缉未必有事实依据，只可认为是个政治操作而并非法律定论。
当时英美军舰对于北伐军士兵的洗劫（还有针对领馆成员及其家属的杀戮和强奸）的报复竟然很是温和。列强自1908年认识到孙中山是个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以后，对于以他信念所主导的民主革命总是不做干涉，因此武昌首义避免了因满清政府要求而被英法炮火扼杀的命运。国民政府虽然高倡联俄容共和打倒列强，但由于孙中山的缘故，列强仍然对于北伐军缺乏戒备，因此南京事件的爆发使得他们猝不及防，只做了有限的威慑，日本军舰甚至一炮未发，以致发生少壮派军人愤而自杀抗议的意外。
但列强的态度在李大钊被捕后，产生了完全的转折。是年3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于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最大的“成果”即是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同志和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在狱中的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但是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列强的震恐。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其中的一份《致驻华武官训令》尤其激发世界瞩目：这份文件指示，苏俄下属组织可以“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被北京的军事特别法庭执行死刑，和他同时殉难的，还包括4名国民党高级干部：候补中执委路友于、北京市党部主席邓文辉、妇女部长张揖兰、商民部长姚彦。这些国民党员的殉难，不仅表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政策执行的坚定程度，也揭示了当时南府唐生智和奉系杨宇霆的私通款曲绝非两方的正式谈判。这次事件也表明，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上海“四一二政变”，也并非南北军阀的联合反共，因为秘密文件在18日才对外公布，但是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组成的国民党中监会所决议的清党定案在3月28日已经做出部署，而此时，李大钊同志尚未被捕。
二、共产国际密电
蒋介石遵照国民党中监会常委会的训令，在上海联合白崇禧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大革命的形势一下子诡谲茫然起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地本已易帜青天白日、宣誓效忠武汉国民政府的新旧军阀们在“清党”、“救党”或“护党”的旗号下纷纷略有异动，开始对汪精卫阳奉阴违乃至公开叛乱。5月9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14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进逼武昌。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西征军和平叛军所敉平，但实际上对于汪精卫政权的国际感观和政治信用已经产生了重大打击。
随之而来的是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根据事变发动者许克祥的晚年回忆，他当时的长官，35军军长何键实际上默许了此次叛乱。于此相呼应的是，同样作为湖南地方实力派的唐生智并不主张对于事变武力讨伐，并在6月26日亲自去长沙处理。而最终结果是，唐生智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许克祥竟然“从轻记过一次”，并从33团团长被升任第2师副师长。在事变处理过程中，蔡和森已经认识到唐生智不可靠，“要用自己力量来解决”，具体做法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但是，这个经陈独秀总书记同意的决定却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否定而没了下文。
其实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和前景，共产国际内部也是争议不断。5月18日，国际8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了中国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而斯大林的建议则要更为稳妥，他认为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从事后观测，对于汪政权的对于革命的逆反，斯大林并没有察觉，似乎还是信任他是一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斯大林必须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起部分领导责任。
会议在30日通过了一份颇为古怪的决议，似乎调和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执。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给鲍罗廷和罗易发出密电，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5月指示”。其基本内容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这份指示到了中国以后，国共两党领袖分别做出了不同反应。6月5日，国际代表罗易找到汪精卫，竟然向他完全传达了该密电并将副本交予汪。罗易的动机什么目前已经无从考察，但从组织逻辑来看，他的行动应该是斯大林对于汪尚有信心的表现。汪看罢密电没有表态，仅仅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就远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去了。
郑州会议本来是和冯玉祥商讨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的问题，但草草了事的两天议程非但没有和冯达成共识，反而成了武汉政府对于中共的声讨大会。徐谦、孙科、何键纷纷控诉工农运动已经使得两湖地区“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唐生智还提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原则，连汪精卫本人也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但此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人员俱在，汪并没有私下将国际5月指示交予他们审议。
对于汪政权而言，郑州会议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在此之后的6月20日，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并在第二天联合通电全国，宣告蒋冯合作局面正式形成。于是冯玉祥在开封要求下属“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开始和平分共，而汪精卫意图联冯倒蒋的战略则完全失败，历史重心开始偏向蒋介石这边。
回过来说中共。6月6日，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根据保存在苏俄的会议记录，陈独秀完全否定了5月指示，认为这些策略都无法操作。但是，从陈独秀自己的回忆来看，事情有了另外的版本。由于此事颇为紧要，以下详细转引陈的描述：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义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针对国际5月指示，陈独秀是这样解释他的反对意见的：“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指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总书记的想法并不孤立，“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是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于是陈抱怨道：“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效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这份密电竟然使得国共两党领袖都大为反感，相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将大为意外。但此时，在汪精卫尚未表态的前提下，罗易又做出了违背训令精神的“左派幼稚病”举动。在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支持下，他决定在汪精卫6月13日从郑州回武汉之后发动罢工请愿。15日的工人游，行竟然打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的口号，以致汪精卫当场流泪切齿，想必分共心结就是此时萌发的。
三、汪氏武汉分共
此后的事件发展愈发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各执一词，汪精卫、斯大林、陈独秀也有各自的说辞，因此现在想要梳理清晰已经基本不可能。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时掌握两湖地区军权的唐生智和何键已经开始决意公开反共。6月下旬，汪精卫受到唐生智逼迫，“被人强奸”，要求谭平山和苏兆征退出武汉政府，同时何键发表宣言，声称发现中共关于“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的决议。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内部政治投射到了中共高层，鲍罗廷坚持斯大林方针，而罗易则较为偏激，陈独秀的观点已经在前文叙述，三人争执不下，错过了千钧一发的变局中最后的抗争良机。最后，陈独秀根据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了报告，模棱两可地赞同了5月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并且赞同“用改组的方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中共于6月28日决定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以减轻外界的恶感和谣言。但第二天邓演达却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开始秘密串联张发奎，要他发动兵变“重建革命基础”。汪精卫听到此消息后大惊失色，但对外“不为所动”。此时陈独秀还做了一个致命判断。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竟然认为，事实上已经开始公开反共的唐生智能够解决同样反共的何键，而陈同意了他的判断，做出了“拥唐反蒋”的决定。
但是此时的共产国际的决策又开始变化，布哈林主导了局面。7月10日，布哈林在苏俄《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严厉批判中共中央的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训令中共高层改组，陈独秀被罢黜，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常委会，并决定在张发奎军队中发动兵变，进而在湘、鄂、赣、粤举行农民暴动——这就是后来八一南昌起义和九月秋收起义的直接政治动机。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政权“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于政策”，并宣布中共成员退出武汉政府。当天谭平山和苏兆征也以强硬姿态辞去了民政部长和农工部长职务。
宋庆龄也于此时发布了8日拟就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由于事态的急剧恶化，汪精卫于7月14日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重申了对于孙中山“联俄容共”主张的现实解读。15日，他又召集了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20次会议，终于出示了他上月5日收到的那份国际5月指示，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为何这份密电藏了40天才拿出来作为反共反苏的证据，这已经不得而知，但此次会议并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只是孙科等中常委都表明了自己的分共意愿，国民党也开始加快了清党进程。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提出了“统一本党决议案”，指出：
1、 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
2、 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已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
3、 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军委会发布训令，要求革命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秘密会议。
这次分共在汪精卫眼中是和平的。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据当时共青团的《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中，汪政权是“屠杀民众”的，但汪指责他们“毫无道理的造谣”也是很有底气。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层都是在27日前后安全公开地离开武汉的，基本上没有遭到危险，但从全局看，宋庆龄、陈独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完全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他们眼中毕竟失败了。
然而共产党人并不畏惧暴力、污蔑和屠杀，他们还在不屈不挠的展开斗争。8月1日，在李立三、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加仑将军的策划下，中共执行了7月12日的原则决议，利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兵变，在南昌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从此，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展开了更加壮阔猩红的画卷。
2008年11月9日
改定于吴县平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