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yo
2009-04-28 10:35
国共之争，不仅仅在军事上的攻城略地，在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经济上的互相倾轧，亦同时体现在秘密战线上的无声争夺。而成王败寇，最终在大陆取得政权的一方尽可书写各方面都意气风发，成果显著的历史，而偏居一隅的一方也只能为对方锦上添花，愈加渲染以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大半归咎于对方秘密战线人员的功劳，差可告慰其不服输的心态。其实，谍战无非战争的辅助手段，战争亦不过政治的某种延续。大势所趋之下，人心向背，乃可使双方人员是愈坚持原来的奋斗理想，愈坚定捍卫组织的利益，还是动摇了斗志，或为对手策反供其驱驰，或是消极避战，暗为襄助以全后路，或是抛弃理想，惟利是从，或者即使始终如一，鞠躬尽瘁，亦无力回天。
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先是中统，然后是军统。在1928-1931年之间，蒋介石惟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党部密查组，由陈立夫负责，分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到了1930年，戴笠已经通过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十人团”来逐渐形成了其个人的机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总部位于南京鸡鹅巷53号。而戴笠的竞争对手们则被认为是代笔了陈立夫的“CC”派利益，负责一科，对国民党的非军事人员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办事处设在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同时，蒋介石还在31年为江西剿匪而在南昌成立谍报科，由其秘书之一的邓文仪领导，是为三科。
1932年春，蒋介石在军委会内成立由陈立夫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下辖三个处，第一个处是原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以上之密查组一科，后来发展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第二处是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这年的4月1日，即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为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蒋介石授命戴笠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4月1日也即成为军统机构成立的“周年日”（虽然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的3月29日，中统和军统才被正式命名成立）。第三处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由丁默村领导，后亦并入第二处。邓文仪在1933年失去了三省剿匪区调查科长的职务，由戴笠接任。从此戴笠的权利得到了迅速膨胀，其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先后都归其掌握，同时，戴笠之调查科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由此将特务系统渗入到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最后，戴笠的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其在1934年被任命为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从而夺取了国民政府警察系统的人事和培训的控制权。这样，国民政府为对日战争和国内统一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机构组建完毕，并很快开始发挥其巨大的历史作用。
军统的主要任务是：一 监视异己、二 文化渗透、三 控制地方警察、四 反共、五 抗日锄奸。在反共方面，军统最成功的案例是1935年在上海摧毁了中共专用于暗杀和惩戒叛徒的“打狗团”，实际上到了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从上海法租界全部转移到江西的崇山峻岭中，当然这个“功劳”要算在中统的头上。而军统的最大贡献是到了1935年，已经彻底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使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这种孤立，因为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名以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无法遥控指挥长征途中和此后落脚陕北的中共，毛泽东得以自行其是，积蓄力量，形成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新的乡村战略，并最终战胜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
现在对于军统的作用的看法一般都停留在暗杀、绑架之类的黑暗暴力手段方面，例如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王亚樵等等，但是军统的作用远非如此肮脏。一、创建警察学校、培训专业警察、建立中国现代警察制度 二、培训军事特工，成立行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执行敌后抗战任务（包括暗杀锄奸和敌后游击）。三、建立和完善通讯情报网络，亦即发展中国的密码分析技术。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密码破译者美国人赫博特·雅德类于1938年12月来到重庆，创建了“秘密演译训练班”，为抗战作出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巨大贡献。1940年4月1日，被称作“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戴笠即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了这一信息，而袭击的准时爆发震惊了美国战争部，这导致了从此开始的中美在信号情报方面的合作，并由此创办了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尽管这个部门在49年后的中国曾经多么的臭名昭著。而他当年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敌人，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础，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打击日本海军，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并且这个部门也的确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战果。四、执行敌后情报任务，尤其是对汪伪高层的拉拢利用和瓦解。五、稳固四川后方基地。如通过密码破译掌握了韩复渠和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对抗中央的证据，并由此除去此二人。六、打击战时走私，保证战时经济发展。七、反共和镇压其他异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3月17日，戴笠殒命于南京城外戴山。军统逐渐分裂成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三派。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领导，迁台后，又变成“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等人领导。
在抗战期间，军统的反共成就达到顶峰。1941年，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往来密电，戴笠几乎可逐日向蒋汇报延安与重庆之间往来电报的内容，而直到1942年1月下旬，始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报中共，而此时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已被连续破获。1942年1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首叛变。1941年7月，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并通过自首人员于42年5月全面破获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使中共在大后方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
然而在国共内战中，军统或者说保密局的作为就乏善可乘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国防部负责作战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中共最具价值的情报人员，且都全身而退。大势所趋之下，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自46年6月内战爆发，到50年6月占领除西藏外的整个大陆，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达到85万人，还不包括和平改编的近30万人。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46军军长韩练成不仅在战役行动中向中共提供了准确的部队行动情报，而且临阵只身出走，造成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从而令73军和46军4万余人被消灭；9月19日，济南守军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导致济南失陷；1948年10月，60军军长曾泽生长春倒戈，致辽沈之败；48年11月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贾庄、台儿庄起义，打开了华野通往徐州的大门，并切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中共始能围歼该兵团，而接下来廖运周110师的起义，致黄维兵团被歼，则淮海之失不可避免。所以人心向背才是真正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国民党领导抗日的时候，他可以团结全国全民的力量，即使共产党员也不乏投诚之人，当其在抗战后，全国都欲和平建国之时，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以军事解决一切，而忽视了国家建设，民生改良的问题时，就不可能再指望万众一心了。
事实上，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在建立统一战线时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都非常相似，无非一个求温和的改良，一个要更彻底的革命，参加者咸怀拳拳报国之心，要国家富强，洗刷百年屈辱。所以有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人一开始可能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乃加入共产党，当27年两党关系破裂，中共趋于左倾，导致不少青年又转向国民党，但是随着国共1936年后的再次和解，中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国民党自身弊端在抗战胜利后日渐暴露，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者有过关系的国民党人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等人又重新主动为中共提供帮助，以求实现其爱国爱民的理想，这些对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而这也绝不是什么军统，保密局之流可以扼杀和阻止的。
近日，电视剧《潜伏》热播，余则成亦可算很好的例子，虽然真实的历史是军统从未有校官以上的特工被策反，但从余则成身上却可看到历史的真实，就是当时民心思定，在此历史大潮之下，逆流而动的一方终会被击得粉碎。所以吴站长不会抓余则成，因为他要留后路；谢若林也不会，他要赚钱；只有李涯会，可是他注定失败，因为螳臂当车，你抓得了一个余则成，亦挽救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我们不是要鼓励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是要看到民心所向！当年得天下者，今日能不省乎？
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先是中统，然后是军统。在1928-1931年之间，蒋介石惟一授权建立的正式秘密警察机构是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党部密查组，由陈立夫负责，分三个科，戴笠负责二科，受命对军方人员进行监视。到了1930年，戴笠已经通过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十人团”来逐渐形成了其个人的机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总部位于南京鸡鹅巷53号。而戴笠的竞争对手们则被认为是代笔了陈立夫的“CC”派利益，负责一科，对国民党的非军事人员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办事处设在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同时，蒋介石还在31年为江西剿匪而在南昌成立谍报科，由其秘书之一的邓文仪领导，是为三科。
1932年春，蒋介石在军委会内成立由陈立夫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下辖三个处，第一个处是原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以上之密查组一科，后来发展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第二处是戴笠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这年的4月1日，即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为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蒋介石授命戴笠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而4月1日也即成为军统机构成立的“周年日”（虽然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的3月29日，中统和军统才被正式命名成立）。第三处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由丁默村领导，后亦并入第二处。邓文仪在1933年失去了三省剿匪区调查科长的职务，由戴笠接任。从此戴笠的权利得到了迅速膨胀，其所管辖的新部门包括延伸到南昌卫戍部队控制的所有省份的常务情报机关，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谍报股先后都归其掌握，同时，戴笠之调查科派出特工向各种卫戍司令部的侦缉处渗透，并接管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公安局的侦探队，由此将特务系统渗入到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最后，戴笠的职权还包括培训特工骨干，因为其在1934年被任命为浙江省警察学校的特派员，从而夺取了国民政府警察系统的人事和培训的控制权。这样，国民政府为对日战争和国内统一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机构组建完毕，并很快开始发挥其巨大的历史作用。
军统的主要任务是：一 监视异己、二 文化渗透、三 控制地方警察、四 反共、五 抗日锄奸。在反共方面，军统最成功的案例是1935年在上海摧毁了中共专用于暗杀和惩戒叛徒的“打狗团”，实际上到了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就已经从上海法租界全部转移到江西的崇山峻岭中，当然这个“功劳”要算在中统的头上。而军统的最大贡献是到了1935年，已经彻底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使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这种孤立，因为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在莫斯科的中共名以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无法遥控指挥长征途中和此后落脚陕北的中共，毛泽东得以自行其是，积蓄力量，形成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新的乡村战略，并最终战胜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
现在对于军统的作用的看法一般都停留在暗杀、绑架之类的黑暗暴力手段方面，例如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王亚樵等等，但是军统的作用远非如此肮脏。一、创建警察学校、培训专业警察、建立中国现代警察制度 二、培训军事特工，成立行动队和“忠义救国军”，执行敌后抗战任务（包括暗杀锄奸和敌后游击）。三、建立和完善通讯情报网络，亦即发展中国的密码分析技术。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密码破译者美国人赫博特·雅德类于1938年12月来到重庆，创建了“秘密演译训练班”，为抗战作出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巨大贡献。1940年4月1日，被称作“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戴笠即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了这一信息，而袭击的准时爆发震惊了美国战争部，这导致了从此开始的中美在信号情报方面的合作，并由此创办了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尽管这个部门在49年后的中国曾经多么的臭名昭著。而他当年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敌人，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础，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打击日本海军，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并且这个部门也的确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战果。四、执行敌后情报任务，尤其是对汪伪高层的拉拢利用和瓦解。五、稳固四川后方基地。如通过密码破译掌握了韩复渠和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对抗中央的证据，并由此除去此二人。六、打击战时走私，保证战时经济发展。七、反共和镇压其他异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3月17日，戴笠殒命于南京城外戴山。军统逐渐分裂成毛人凤、郑介民和唐纵三派。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领导，迁台后，又变成“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等人领导。
在抗战期间，军统的反共成就达到顶峰。1941年，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往来密电，戴笠几乎可逐日向蒋汇报延安与重庆之间往来电报的内容，而直到1942年1月下旬，始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报中共，而此时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已被连续破获。1942年1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首叛变。1941年7月，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并通过自首人员于42年5月全面破获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使中共在大后方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
然而在国共内战中，军统或者说保密局的作为就乏善可乘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国防部负责作战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中共最具价值的情报人员，且都全身而退。大势所趋之下，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自46年6月内战爆发，到50年6月占领除西藏外的整个大陆，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队达到85万人，还不包括和平改编的近30万人。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46军军长韩练成不仅在战役行动中向中共提供了准确的部队行动情报，而且临阵只身出走，造成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从而令73军和46军4万余人被消灭；9月19日，济南守军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2万人起义，导致济南失陷；1948年10月，60军军长曾泽生长春倒戈，致辽沈之败；48年11月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贾庄、台儿庄起义，打开了华野通往徐州的大门，并切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中共始能围歼该兵团，而接下来廖运周110师的起义，致黄维兵团被歼，则淮海之失不可避免。所以人心向背才是真正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国民党领导抗日的时候，他可以团结全国全民的力量，即使共产党员也不乏投诚之人，当其在抗战后，全国都欲和平建国之时，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以军事解决一切，而忽视了国家建设，民生改良的问题时，就不可能再指望万众一心了。
事实上，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在建立统一战线时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都非常相似，无非一个求温和的改良，一个要更彻底的革命，参加者咸怀拳拳报国之心，要国家富强，洗刷百年屈辱。所以有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人一开始可能更倾向于彻底的解决办法，乃加入共产党，当27年两党关系破裂，中共趋于左倾，导致不少青年又转向国民党，但是随着国共1936年后的再次和解，中共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国民党自身弊端在抗战胜利后日渐暴露，许多早年加入过共产党或者有过关系的国民党人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张克侠，廖运周，郭汝瑰等人又重新主动为中共提供帮助，以求实现其爱国爱民的理想，这些对国民党军事上的迅速瓦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而这也绝不是什么军统，保密局之流可以扼杀和阻止的。
近日，电视剧《潜伏》热播，余则成亦可算很好的例子，虽然真实的历史是军统从未有校官以上的特工被策反，但从余则成身上却可看到历史的真实，就是当时民心思定，在此历史大潮之下，逆流而动的一方终会被击得粉碎。所以吴站长不会抓余则成，因为他要留后路；谢若林也不会，他要赚钱；只有李涯会，可是他注定失败，因为螳臂当车，你抓得了一个余则成，亦挽救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我们不是要鼓励见风使舵，投机钻营，是要看到民心所向！当年得天下者，今日能不省乎？